谈及白银，波托西是一个令人不容忽视的话题。如今的波托西往往和贫穷、落后相联系。但在数百年前，波托西乃是世人心中财富的象征。“吾乃富有之波托西，世界之财库，众山之王，君主之所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授予波托西城盾徽的箴言，直观地体现出这座白银之城的地位。作为殖民时期一座因白银生产而兴的城市，大众视野中的波托西，往往与白银在早期现代世界的全球流动有关——冒险者、跨洋贸易者以及资产阶级商人；抑或是殖民史研究范式下的压迫与抗争，殖民者和强迫劳动如影随形。波托西的形象，尤其在传统地方史书写模式下，时常以苦难之地的面貌呈现出来。这是因为封建的西班牙官员、冷酷剥削的西班牙矿场主和磨坊主，饱受剥削的米塔劳工以及付出生命代价反抗的印第安土著，正是波托西史学的叙事主体。从扁平的视角透视相关群体的经历和遭遇，将其抽象化，并以此刻画城市的形象。这和本应复杂立体的城市面貌自然是相差甚远。

《波托西：改变世界的白银之城》，【美】克里斯·莱恩著，江振鹏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波托西：改变世界的白银之城》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了这座城市数百年的兴衰历程，一大亮点则是透视印第安妇女在波托西的行为活动，展现她们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及其对白银之城的塑造。作者克里斯·莱恩是美国杜兰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全球史、殖民时期拉美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关注南美洲安第斯地区，尤其长于采矿业及其对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影响。2003年，落基山拉美研究会把拉美史最佳著作麦甘奖（McGann Prize）的荣誉奖授予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基多1599：转型中的城市和殖民地》，《波托西》则获得2020年的殖民时期拉美史最佳著作奖（Bandelier-Lavrin）。莱恩既拥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善于捕捉跨时空历史现象的关联性，又具备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上，从独特角度探究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性。作者在全球—地方叙事相结合的模式下，修正中心—半边缘—边缘的观点，认为波托西这座白银之城是早期现代世界中重要的国际化都市，是一个由土著工人、女性商贩、非洲奴隶等其他普通居民，以及精英商人、精炼厂主、富有寡妇和皇室官员共同构筑的世界。作者着重肯定了印第安妇女为白银之城所做的贡献。

克里斯·莱恩（Kris Lane）与其他群体不同，印第安妇女在白银城市史学书写中往往是被动的、缺位的、片面的。在以往的学术视野中，印第安妇女的活动空间围绕家庭展开，生育和家务是其精力之所在，不成规模的农业耕种属于自给自足，前往土著市场从事摆摊，也不过是物物交换，满足家庭所需。在社会领域，男性被视为参与者、促进者和控制者，印第安妇女很少被纳入其中。矿业城市的印第安妇女，经常被描述为男性矿工死亡后，身为妻女不幸失去家庭支柱的弱势群体。印第安妇女在社会领域出现，也是服务于官员、教会和贵族的依附者，情妇与妓女是摆脱不去的身份。这些简单化叙事不足以真切还原印第安妇女参与创造的历史。因此，考察印第安妇女在波托西的行为活动并将之串联起来，揭示她们参与塑造白银之城的历史轨迹，具有独特意义。地理大发现时代，在渴求贵金属的欲望驱使下，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由此开启了美洲白银流通全球的宏大历史进程。背靠近代早期少有的富矿带里科山，波托西从依山而建的采矿营地，逐渐发展为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誉为“帝王之城”的白银之城。印第安妇女最初接触波托西的白银生产，是通过从事白银精炼工作和管理矿山实现的。波托西建立之初，西班牙殖民者的白银精炼法无法适应玻利维亚高地的气候条件，加之他们的住所远离矿山，白银生产实际掌握在拥有悠久精炼技术的印第安人手中——与开采矿山的印第安男性形成劳动分工，不少印第安妇女精通精炼技术——加快了矿石向白银的转化进度，增加波托西的白银产量，并借此实现个人获利。当时，一些投资矿山的西班牙男子与印第安妇女通婚，若丈夫去世，按照西班牙继承法规定，遗孀可以获取亡夫财产的一半。因而有一些印第安妇女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取了矿山所有权，并与西班牙人合作开采银矿。16世纪50年代，寡妇开始继承里科山的矿山。她们或直接管理矿山，或者雇佣他人，并利用法律维护自己开采矿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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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第安妇女以各种方式卷入白银生产体系。无论早期的监护征赋制或米塔制，征召成年印第安男性前往波托西时，作为妻女的印第安女性随之而来。米塔劳工每月的工资仅为10比索，而生活成本达到26比索。印第安妇女要么每天前往矿山送饭，为矿工供应饱腹的餐食，甚至部分人支起餐桌，向矿工出售食物；要么成为自由工人，在矿井出口从事矿石分拣的工作，以便于白银精炼。矿山气候寒冷，矿工在蜿蜒曲折的矿井中艰难爬行，抗寒结实的衣物是必需品。这类衣物也多是由印第安妇女加工缝制而成。

白银之城的商业运转也离不开印第安妇女。随着白银产量的日渐增多，波托西作为财富之源使全球瞩目，这座矿业城市演变为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开辟出广阔的商业空间，为印第安妇女成规模的商业行为提供了历史机遇与舞台。以古柯叶为例，作为提神充饥的成瘾性植物，前哥伦布时代印第安妇女便有售卖古柯叶的传统，但规模较小，通常是以物易物的形式交换。咀嚼古柯在开采矿山的矿工中间极为流行，加之殖民者看重古柯叶有助于白银增产的功能（王室官员胡安·德·马蒂恩佐曾认为，西班牙人不受约束地增加当地银产量的最好方式是引进更多的古柯），极力推动其商业化发展，古柯叶成为印第安妇女主导的露天市场的畅销商品，甚至形成专门的古柯街。印第安妇女从库斯科的古柯叶生产商处批发，以分销或零售的方式进行售卖，形成了以白银之城为中心市场的古柯叶商业圈，也催生出印第安妇女精英阶层。波托西每年消费的古柯叶达六万篮。西班牙旅行者谢萨·德·里昂将波托西的市场称为秘鲁最大的市场：“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市场能与这个市场的贸易相匹敌。我观察了它好几次，有一次，我看到一长串的篮子装着古柯，其长度从平原一直延伸到城镇的主广场，这是该地区中最伟大的财富。”

17世纪初，波托西人口超过了12万，是一片消费沃土。寒冷的气候与新兴矿业城市浮躁的氛围使得酒精极为流行。奇恰酒成为印第安妇女主要经营的商品。尽管被西班牙官员和神父认为是印第安人的恶习，奇恰酒是矿工们主要的热量来源之一，实惠的价格使其远比西班牙葡萄酒更受波托西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欢迎。葡萄酒的年销售量为5万壶，而奇恰酒的年销售量为160万壶。波托西每年的玉米消费量总计为5万蒲式耳甚至更多，大部分用于酿造奇恰酒。印第安妇女控制了奇恰酒的生产和销售环节。即使被殖民统治者指责刁难，印第安妇女经营的奇恰酒商业日益繁荣。她们涉足的商业领域不断拓宽，延伸至利润深厚的洗衣行业，甚至矿井中用于照明的牛油蜡烛也由印第安妇女生产。波托西有数百名从事商业活动的女性，其中绝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在1600年前后，西班牙男性店主和杂货商开始视她们为威胁，甚至寻求市政会的帮助以压制印第安妇女主宰的露天市场。这足以印证波托西印第安妇女主导的商业规模多么可观。

在商业活动中，印第安妇女既把白银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还接收被称为“考帕”的优质矿石。波托西自由劳工在矿山完成既定的工作量后，可以拿走一定的考帕作为工资报酬。这一部分优质矿石被自由劳工用来购买古柯叶、奇恰酒等商品，由此流入印第安妇女手中，后者将优质矿石送往白银精炼厂变为波托西银币/银条，进而汇入全球白银流动当中。甚至有些印第安妇女充当所罗门群岛探险队的联合首领，领导横跨太平洋的远航，参与了亚洲商品与波托西白银的跨洋贸易，直接卷入了波托西白银加速贸易全球化的宏大历程当中。

尽管出于宗教迷信，说女性进入矿井会带来不祥，或是女性体力不适合从事矿山开采活动，以波托西为代表的矿业城市被认为是男性的世界。也许女性群体参与推动历史巨轮向前的方式与男性有所差异，但她们从未缺席这一历程。波托西的印第安妇女身体力行，突破刻板印象，以自己的方式行走在白银之城，并为之发展壮大发挥着独特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印第安妇女打破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桎梏，开始摆脱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传统，社会角色逐渐发生变化，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愈发重要的影响。波托西不仅成为她们获取商业利润的场所，而且在这里拥有了个人重塑的机会，社会地位发生转变，普通印第安妇女也能实现阶层上升。她们可以身穿靓丽的服饰，佩戴珍贵的珠宝，前后仆从簇拥，宛如王室成员。盛装打扮的女性不再是殖民统治者骄奢淫逸的陪衬，印第安妇女也绝非只是土著不幸遭遇的例证，而是通过努力经营创造人生价值，积累财富、实现阶层提升的奋斗者和创造者。白银之城不仅有矿山中铁石相击的隆隆噪声，磨坊中四处弥漫的汞蒸气，还有印第安妇女苦心经营下迸发的旺盛商业气息，周边的库斯科，乃至整个安第斯地区的商品涌入波托西露天市场，商业贸易各个环节井然有序，商业市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露天市场也从之前原始的夯土式建筑，很快修建为内饰华丽、外观雄伟的石砌建筑。

莱恩自下而上的视角，把人们认知中处于社会边缘的印第安妇女刻画为塑造白银之城的重要角色。书中未能详细叙述印第安妇女在波托西白银生产、商业活动中的更多细节，但是展示出她们提供衣食，从事的生产和交换对白银之城至关重要。作者把印第安妇女不同以往的形象呈现出来，表现出历史发展的多维度视角。白银之城的历史，也是印第安妇女成就自我的历史。她们给白银之城打上了自身标签，两者成为不可或缺的整体。

人们在剖析白银之城发展时，关注点放在了提升白银产量的政策、技术以及劳动制度上，这容易造成单一化、片面化的认知。波托西因白银生产而兴，在印第安妇女的人生奋斗中衍生出全新内涵。在莱恩笔下，构建出印第安妇女历史活动经验的波托西不再仅是拉丁美洲被切开血管的缩影，白银之城不单单拥有引人注目的白银，还有着显著的商业属性，更是富有活力、形象多样的自我实现之地，印第安妇女将个人奋斗的进取心和活力与其紧密融合，塑造了白银之城复杂立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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